木真雅音-2015-10-03-人文社會學科的本質與困境
有一個笑話是這樣的：當蘇聯改革開放的時候，
有一位老婦人在莫斯科的馬克思銅像前遇到了戈巴契夫，
老婦人問說：發明共產主義的人是科學家還是政治家？
戈巴契夫回答說：當然是政治家。
老婦人嘆了一口氣說道：這也難怪，
如果他是科學家的話，就會先拿老鼠做實驗。
這雖然在表面上只是個諷刺共產政權的笑話，
但實際上卻深刻的點出了人文社會學科與自然科學的不同，
在面對研究對象與實驗對象都是「人」的情況下，
人文社會學科的研究者該如何建構其研究方法與研究心態，
以使其達到「科學化」的境界呢？
一般人對人文社會學科常有個錯誤的看法，
認為那是「死」的，因為需要背很多東西，覺得很乏味。
為甚麼人文社會學科會給人這種感覺呢？
關鍵就是在於前面所提到的，
人文社會學科的研究、實驗對象是「人」，
而人是「活」的，
天底下沒法找到兩個一模一樣的人，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特質與言行舉止，
因此人是沒法被「公式化」的，
而且人也很難被拿到實驗室裡進行實驗。
因此我們在研究人的人文社會層面時，
勢必得一個一個的將每個個案分析、研究，
看能不能從中找出一些「原則」與預測。
在面對這一大堆需要背的東西時，
就會給人那是「死」的錯覺了。
「公式」與「實驗」是自然科學的兩大柱石，
也使其易於被其研究者所掌控。
一個光合作用或解剖青蛙的實驗在十年前做，
與十年後做基本上是一樣的，
在美國做與在中國做也基本上是一樣的。
但統治者同樣的政策，十年前跟十年後的結果可能就不一樣，
在美國跟在中國可能就差得更遠。
而一些人文社會學科的研究者為了要能趕上自然科學，
使其達到「科學化」的境界，
便致力於建立人文社會學科的公式與實驗。
但這樣子的作法可能並不符合人文社會學科的本質，
更甚者可能會給整個人類與社會帶來災難。
若只是要將人的行為給與公式化的分析與應用，
倒還不會有甚麼災害。
但若是要抱著積極的企圖心將其研究成果付諸實驗的話，就很危險了，
只要稍一不慎，便可能帶來莫大的災難。
但問題是人不能逃脫實驗的魔咒，
人對自身的事務一定得有人親身做過，才知道孰好孰壞。
因此人文社會學科的研究者對此面臨了一個重要的抉擇，
到底是該積極的將其研究成果付諸實現，「書生從政」呢？
還是該留在學術的領域裡，只提出建議，
讓社會大眾自己思考，自己取捨呢？
這在西方與中國是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的。
西方大抵是有著「政學分離」的傳統，
統治者還算尊重學術自由，
而學者們也大多留在學術的領域裡，
不積極介入政治。
如柏拉圖、盧梭、孟德斯鳩、……等人，
好像沒幾個是有當官或積極介入政治的。
美國獨立革命的領導人是華盛頓，
但他顯然不是個思想家。
真正在思想上起引導作用的潘恩等人，
政治角色就不是那麼的重要。
但在中國卻正好相反，
中國一向是「學官不分」，
大多數的讀書人不是為了求取功名利祿，
就是滿腦子充滿了「經世濟民」的理想。
而統治者也善於利用這種情勢，
賦予讀書人莫大的使命感與企圖心，
使其與政治牢牢的結合在一起，
置於其掌控之下。
因此中國就沒有了獨立的學術領域，至今依然如此。
我們若要說以往中國的天災人禍大約有一半
是由於讀書人在試驗他們的「經世濟民」的理想失敗之後，
所引發的災難的話，應不是個誇張的說法。
雖然我們同意學術不該跟社會脫節，
但學術應該避免與政治結合。
我們需知道，
一個獨立的學術領域是遠比一個與實際政治結合的學術領域
要來的有價值的多，也能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但中國的讀書人顯然未能認清這一點，
始終認為學術的目的是在「經世濟民」，
是在「實踐」，
結果反倒把事情弄得更糟。
我們必需認清，讀書人並不特別優越，
並不需要肩負領導社會、改革社會的責任。
相反的，讀書人往往不能敏銳地抓住社會的脈動，
不是過於保守，成為社會改革的阻礙者，
就是過於理想化，成為災難的製造者。
社會的改革應由整體社會的基礎作起，是由下往上的，
不是由幾個讀書人在那喊一喊，由上往下的進行改革。
當然，理想的狀況是這兩者能相輔相成，
但最重要的還是社會大眾的力量能不經由他人的煽動就迸發出來，
那才是真正的「人民的力量」。
由於人的問題是那麼的複雜，具有無比的多樣性，
因此在面對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社會時，
如何去搞清楚不同社會間的異同，
就成了一件最重要，但也最困難的工作了。
對中國的人文社會學科的研究者來說，
這個問題無疑極為頭大。
尤其對若干主要是由西方引進的學科來說，
如：政治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等，
都面臨了如何去體會彼此認知的不同與實際情況的差異的問題。
而且更由於現今一般人多接受了一些模模糊糊但又根深蒂固的中文概念，
未曾去深入思考其源由與實際，因此差得更遠，
反倒比清末民初的人們更難體會中西文化的異同。
例如一直困擾許多人的「自由」──Liberty、Freedom，
長期以來只被灌輸簡單而模糊的
「以不妨礙他人為原則」的觀念，
因此引起了相當大的誤解。
但我們只須回頭看看當初嚴復是如何解釋的，就可以了解了。
嚴復將John Stuart Mill的名著：
「On Liberty」翻譯成了「群己權界論」（今多譯作「論自由」）。
何謂「群己權界」？
就是「群體與個人的權力界限」，
是依不同時代、不同地域，而有不同界限的。
這是完全符合「Liberty」的真正意義，
用自然科學的術語來說，
是一個相當明確，相當完美的「操作型定義」。
但沒想到隔了幾十年之後，
我們竟徹底辜負了當初嚴復努力的成果，
實在是該好好檢討，好好改進的。
要想真正的了解不同社會的異同，
只有認真、紮實的多看、多背，
而且最好是能從「原典」去體會，去認知。
因此良好的翻譯與資訊的流通是極重要的。
許多所謂的「學運、社運」人士便是過於好高驁遠，
只接受了一些最新的「運動思潮」，
便把它當做真理一般的崇拜，
根本未曾先好好探究一下中西社會的特質與異同，
就想要把它整個移植過來，實在是異想天開。
而且越來越有「閉門造車」的傾向，
對於其對立面的言論根本無意研究。
殊不知，沒有「右」，那來的「左」？
你不去了解「右」，
怎麼會知道「左」是要抗爭甚麼？
當初共產主義進入中國，
都還立即進行了一場有關中國社會的歷史與特質的論戰，
並也承認了辛亥革命的歷史功能，
這樣都還避免不了犯下左傾的錯誤，
更何況是這些躁進的人士。
總的說來，人文社會學科的研究者應該認清學科本身的特質，
不要過度迷信於所謂的「科學化」，
儘量不要將之公式化，並避免實驗。
研究者應致力於建立獨立的學術領域，
避免與政治結合，這樣才能真正的發揮作用。
至於政治，就交給政客們去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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